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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学的外延式扩张与“学术正脉”回归

发表时间: 2019-08-14

  :我国行政学研究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恢复重建及其后30余年的发展,研究成果发表和教学机构数量都持续增加。但是在外延式增长的表面繁荣之下,行政学的基础研究仍然非常薄弱,而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更导致了行政学学术脉络的紊乱。本文以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及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分析了中国行政学“身份危机”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及其原因。本文认为,我国行政学研究应回归“学术正脉”,特别是学科名称应正本清源,确定于“行政学”,在厘清行政学学科定位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真正推进中国本位行政学的建构。

  作者简介:余兴安,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苗月霞,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公共管理与人事制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刘晔,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公共管理与人事制度研究室研究实习员,ly.。

  以夏书章教授1982年1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为标志,我国开始了行政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行政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理论逐步深化,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我国行政学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10多年前就有学者(马骏、刘亚平,2007)提出,中国行政学存在严重的“身份危机”,及至最近还有研究(周志忍,2017)指出,“身份危机”甚至“成了某种共识性话语”。因此,仍有必要对中国行政学学科发展和相关研究状况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对中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不同视角的分析,为中国行政学学科的更好发展提供一己之见。

  本文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学的研究状况,发现中国行政学研究在外延式扩张形成的表面繁荣之下,行政学基础理论研究畏缩不前,甚为薄弱,导致学科发展迷失于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丛林。为此,我们呼吁中国行政学研究要厘清学科发展的理论脉络,回归行政学的“学术正脉”,在继承中外行政学研究已有理论成就的基础上,以中国治国理政的“大问题”为导向,大力发展新时期中国特色的行政学,为行政学的学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经验。

  2017年9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11届行政哲学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在此前的会议筹备过程中,本文作者余兴安曾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高小平副会长讨论会议主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学研究快速的外延式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行政学自身存在的问题,反映出行政学研究的滞后;为此,应推进理论的回溯性研究——回到行政学,进而实现自身新的发展。由此,“回归行政学”得以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会议主题之一,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

  本文作者长期关注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发展,深感近年来行政学领域新概念、新词汇的不断出现和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行政学基本概念认识和理解的混乱,也是造成行政学“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迅速增长的相关论文发表数量,以及高校相关专业设置和MPA学位授予点的增加,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加强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为此,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总结为“外延式扩张”。

  关于“行政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些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例如,毛桂荣(2013)认为,中国古典有“行政”的用词,但古文中众所周知的“周公行政”类的用法,“行政”是动宾结构的连用词,不是一般名词。作为一般名词的“行政”是近代以后的概念,这个近代的“行政”概念来自于日本,是日本人借用中国古典创造的新词,然后传入中国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与行政学概念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密切相关,1897年梁启超提出“愿我公卿读行政学之书”,呼吁行政学的学习。

  然而彼时“行政学”概念的引进并没有带来行政学教育和研究的引进和开展,中国行政学教育和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5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张金鉴出版了《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正版挂牌!这本书的出版象征中国行政学的自立和成长,自此行政学研究在中国扎根开花(毛桂荣,2013、2012)。虽然此后中国行政学主要受到美国行政学的影响,但是既能体现中国古典文献中“行政事”的含义,又能体现汉字简约之美的“行政学”概念却得到了早期行政学界的一致应用。行政学研究不仅受到学术界重视,而且受到政府官员的重视,例如,1943年,政府的一批官员在重庆成立了中国行政学会;之后,张金鉴等一批行政学学者又成立了以研究学术为宗旨的中国行政学学会(郭宝平、余兴安,1992)。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行政学课程仍在高校政治学系普遍讲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中断时间达30年之久,自然更不会有什么学科名称问题(夏书章,1997)。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后行政学的学科重建和迅速发展,行政学学科名称不断出现新概念、新用法,乃至成为一个“问题”。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甚至是夏书章教授(1997)也专门撰文指出:关于行政学、行政管理或行政管理学、公共行政或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或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管理学,以及行政科学等学科名称问题,过去(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出现,现在已确实存在。再加上后来的新公共管理(学)、后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治理与善治等新词涌现,一个学科多种名称混用成为行政学发展过程中的乱象,必然带来包括“身份危机”在内的种种问题。

  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是学科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2017年9月底,本文作者分别以“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收录的近30年来的中文文献进行了“篇名”搜索;同时以“治理”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收录的自2000年以来的中文文献进行了“篇名”搜索。文献搜索数据显示,行政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总体上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关于“治理”的研究论文数量激增;同时,不同主题的研究论文发表情况在30年间也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增长特点。

  1982年,除了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发文呼吁开展行政学研究之外,还有少数学者也发出了类似声音。例如,著名学者周世逑也在同年发表了《试论行政管理的系统分析》(《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在文中讨论了“为什么要提出行政管理问题”,还进一步提出了行政管理系统分析的科学方法,以及现代化行政管理的几个方面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丁中柱在1982年第6期《学习与探索》发表了《应重视行政管理的科学研究》,同年还发表了《略论国家行政管理》(《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试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科学原则》(《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7期)。在学界的呼吁和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行政管理学科建设得到迅速发展,教学和科研队伍初步形成,全国各地出版了一批行政管理学著作,行政管理刊物日渐增多、质量不断提高,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选题涵盖了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郭宝平、余兴安,1992)。本文作者在中国知网以“行政管理”为篇名检索的文章数据显示,自1993年开始,每年以“行政管理”为篇名的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快速增长,到2007年论文数超过1 000篇,之后至今的10年间在这一水平上下波动。

  知网文献搜索数据结果显示,1999年之前,以“公共管理”为篇名的文章数一直处在两位数的缓慢增长状态,到1999年增长到112篇。这一发展状况和公共管理这一新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于西方,之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得到学界接受和应用有关。1999年,有多位知名学者撰文介绍和研究公共管理或新公共管理问题。其中,《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5期发表了王满船的《西方行政改革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评析》,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和主要特征;该刊同年第12期刊发了陈振明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背景和特征》,该文认为,行政学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由于《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在中国行政学界的广泛影响,以及该刊刊发的这两位知名学者文章的较多引用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之后以“公共管理”为题的相关研究。中国知网文献搜索数据显示,2004年,以“公共管理”为篇名的文章数(784篇)超过了以“行政管理”为篇名的文章数(767篇),并很快在2006年超过1000篇(1177篇),2007年增至1512篇,之后至今10年间在1500篇左右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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